除了公干，就在酒店休息。说实话，也够累的。这次来的只我一个人，早上七点半就得起床跑厂家，看货色,与经理谈论生意问题，不停的十天，像疲劳轰炸似的，真要倒下来了。
晚上，厂家的老板请我吃饭，请到酒家去——“来来来，陆先生，你第一次来台北，观光观光。”
我去啦，去了一次，贵得不得了的地方，菜也不错，陪酒的女孩子都廿二、三岁年纪，美丽得很，温顺得很，听话得很，差点儿没跪下来敬酒，酒来酒去，据说几万台币就完蛋了，这笔账将来可不能算在公司货品头上。
我不喜欢酒家，一般中年男人是喜欢的，他们以为花点钞票，弄几个女孩子来陪着，呼么喝六，显尽威风，那班女孩子却想：“这些瘟生，不过低声下气，给个笑脸，他们的钞票就到咱们口袋来了，这真天下第一营生。”
不过我不愿做瘟生，也不想把别人当瘟生，去过一次，不是味道，从此婉拒，几个老板都觉得“陆先生”难伺候，到了台北也不找几个临时女朋友，这男人有毛病。
我不是不好色。
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。
女人喜欢好看的男孩，漂亮的珠宝，美丽的衣服，也都是好色。
何况我。
只是我好色范围略窄一点，他们是“人尽可色”。
厂里有几位年纪轻轻的女秘书，对我很有好感，和蔼可亲，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温柔，轻轻的，糯糯的，像她们惯吃的蓬莱米，然后，笑，半掩着嘴，轻轻的，带着畏羞的笑，半古典半时髦，她们都好看，雪白的皮肤，合格的身裁，态度也过得去，都有种洋娃娃的感觉。
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干瘦浓妆了。
星加坡的都黑，且粗，黑得连五官都瞧不清楚，也就失去了兴趣。
这几位女秘书问我：“陆先生结了婚了？”
我说，“是，三年了。”
“有孩子了？”
“一男一女。”
“叫什么名字啦？”
“男的叫思，女的叫恩。”
“很好的名字，听说陆先生在英国念的书？”
她们当真不厌其详。
我是无所谓，摆什么鬼架子，人家与我说话，也是给我面子，一大叠一大叠的文件，不读完脱不了身，闲谈几句，也有好处。不过后来这几个女孩着实被她们上司严责了几句。
当时我答：“是，在英国伦敦念了好几年。”
“念纺织工程吗？现在与纺织打交道。”
我笑了。不不不，我念的是“高能物理”，与纺织一点关系也扯不上。只是祖上连父亲三代都开着纱厂，最近想到台北来投资，想到的自然是我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他派我来调查调查，而我呢，居然也干得头头是道，真是好笑。
我有什么好处？，
我唯一的好处是懂得投胎，我老子有钱，不是那种有几个钱的人，而是真有钱。他的钱也不是苦赚来的，他运气也好，祖父也有钱，咱们家没暴发味道。我父亲从来不花三十多万港币去捧一个歌女，三十万买一对花瓶倒是常有的事，他也集邮，集的是中国古邮票，一大本子。
我是个顶普通的独生子，十八岁时开费拉里地通那。香港那些子的趣味低级，一部E型已经叫她们如痴如醉，那里懂什么通那，我着实清静了一辈子。
后来，后来就溜到英国去了，读书倒用功，自然，十年前生活程度那么低，我一个月的零用是两百镑，暑假到处跑。唉，那些日子。我有什么好处，不过是老子有钱，于是乎我这一生简直活得像丝像缎像花。
据说来了台北，不找女朋友，没地方可去。
我借了一部车，开到阳明山，阳明山是美丽的，一个人踱了很久，忽然寂寞起来。
我来得不是时候，应该春天来，冰凉的，又舒服，现在炎暑，灰尘大，怎么透得过气来，只好回酒店淋浴休息，老了，我想。玩都玩不动了。
妻来了电话，我照例与孩子说几句话，一岁的孩子居然也会叫“爸爸”了，我很开心。
声音里有倦意，妻听得出。
秦安慰我，“台北是好地方，该去的地方你都得去，他们那些做生意的人懂什么？争玩女人，我介绍你去故宫博物馆，包你走进去就出不来。”
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没玩女人？”
“得了，家明，你那德性，那种女人，你看得上眼？我还不明白你的？你要挑好的，挑到更好的，就扔了我，找那个更好的去了，我就担心那么一天。家明，人家都说你是不玩的男人，我知道你是骄傲……不提了，早点睡，办完事回来。”
知夫莫若妻。
我住在圆山，第一流的酒店。
每天晚上在酒店吃饭，西菜也做得好，布置十分堂皇，却又不俗，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弹钢琴，是那首不了情。我天天坐在那里吃饭，她天天弹不了情。
台北的夜色甚静，我老想着第二天该办的事。
弹钢琴人女人走过来问我：“一个人？”
“妻子在香港。”我说。
她笑笑，走开了。
妻子最近很像一个主妇，除了手上那颗三克拉的梨型完美钻，叫人受不了，那是妈妈给的，与我无关。她什么都改了，连剑击会都不去了，单单不肯脱那只钻戒，女人是女人，是女人。
我闷。
在家也闷，但到底有一大堆说话的人，不管你爱不爱听，他们总是絮絮的说着。
到了第十二天，生意谈得差不多了。
我看到了她。
她穿一件芝士布米色淡绿的衬衫，一条扎染黑底带绿的长裙，瘦瘦的，那胸部却长得好，显得腰更细。看，我早说了，我是个好色的男人，她的脸有点特殊的憔悴与静默，仿佛是与生俱来的，美丽的一张脸，毫无做作化妆的脸，只有一抹深红的唇膏，配着白皮肤，黑头发，有一种悲怆的味道。
中国女人的脸缺乏表情，顶多挂个甜甜的笑，笑久了，她们腻了，看的人也腻了，难得有一张特殊的脸。
她的脸不该在台北出现。
她一个人坐在我隔壁桌子吃饭，吃得考究，吃完签一个字，正眼也不瞧我，就走了。
饭厅里只有我与她几桌人。
据说我是个算得上漂亮的男人，她却不看我，算了。
又过一日。
侍役与她低声说话，侍役走後，领班来了，领班与她细声说话，她铁青着脸，诉说了几句。我略略的听到几个字：“……我管他是刘什么人，他来到了我的地方，我就管他，他再闹，给我轰出去，叫派出所！”
我心想，好厉害的女人，谁得罪了她？好大的口气。
等众人都走了，我跟侍者说：“请那位小姐过来坐一下。”
侍者变色，偷偷看了她一眼，“先生……”
我塞去一张百圆台币。
“先生以为她是谁？”侍者不敢要钱，尴尬的笑。
“唱歌的？”我问。
“先生，她是咱们的副总经理啊。”
我一呆，马上收回钞票，随机应变，“那么我过去，请你代我说一声。”
侍者还是为难，大概这女的脾气不佳。我只好考虑—会儿。是的，她好看，她动人，她年轻，她显然只能干，副总经理——别像我就好了——酒店是她老子开的。
我终於走了过去。
她抬头看看我，寒星般的眼光，低领子黑色的衣服，胸前坠一颗钻石，闪闪生光，手上没有戒指。
“我希望可以坐下。”
“请坐。”她大方的说。
我看着她。她的头发如此短，如此直，不过二十六、七岁的年纪，副总经理。
“不满意什么地方？”她礼貌的问，声调是职业性的。
“一切很好，谢谢。”
“听说陆光生住了十五天？”她问。
难得，她日理万机，客人的细节还记得。
我点点头。
“有没有出去走走？”她问。
“没地方可走。”
“有去故宫博物馆？”
“没有机会。”
她微笑，一个客观的微笑。
那个女人又在弹“不了情”。我忽然问她：“你可愿跟我跳个舞？”
她略想了想，站起来，“我多年没跳舞了。”
做了副总经理，谁敢找她跳舞？
她是一个好舞伴，轻盈美妙。她的英语有伦敦口音，我诧异问：“不是美国留学？”她反问：“美国有什么好？每个人挤到美国去，读书除非念理科，否则总得挑个有文化的地方。”我说：“我也是伦敦来的。”
就此陆陆续续的谈了起来。
她没说到她业务问题，我也没说到我业务问题，只是闲谈着。
忽然我问：“你常常与客人攀谈。”
“看什么客人，圆山一千多房间，现在旺季要开始了，哪里谈得了那么多？”
她唱了很多酒，毫无醉意，白兰地是最好的“小香槟”区产品XO，第一流。
然后我们礼貌的道别，那女人也停止了弹“不了情”。
她是很不错的，那气质一流，只有我开头才会把她当歌女办，居然叫侍者请她过来坐一坐，由此可知女人长得好，也不是美事。
我深深的懊悔着，怕这待者把香港的观光客都当呆大了。
第二天一早我下楼去吃早餐，在梯间看到了她。她一件白色棉纱T恤，一条破牛仔裤——副总经理？我向她打招呼。
她笑了。“早。”停了一停：“这么早？”
“上一家厂去，最後一家了，做了报告，拿回家参考才决定投资哪一家。”我答：“你呢？上班？”
“我休假，兜一圈就走。”她答。
“昨天那讨厌的，姓刘的人，赶走了？”我笑问。
“走了。”她也笑。
早上看来，她还像个孩子。头发益发黑，眼睛益发亮！憔悴只隐在嘴角里。
我很大方的说：“你休假，我下午没事，你说故宫博物馆好，我想去一趟，邀你同行，你有空，就说好，没空，千万别客气。”
她更大方，“两点钟好不好？我在这里大厅等你。”
“好！”我高兴之极。
我们昨天都喝了点酒，难得今天都没事人似的，如此清醒。
最後这家厂太马虎了，父亲不喜欢，我礼貌的走了一周，就回来了，买了几份报纸。到了两点，依时下楼，她在大堂查帐薄，见到我，就走过来。
她换了衣服，是件丝旗袍，宽柔的，流荡的，一件带自来旧颜色的旗袍，上面有一只只的蝴蝶，只只若飞又飞不起来的样子。这样的人，也一定有她的故事吧，然而我们陌路相逢，哪有时间互诉过去。
她的旗袍低及膝下，穿双绣花鞋，时光彷佛倒退了五十年，在那几秒钟里，我爱上了她。
我柔声地说：“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！”
她说：“陆先生，我叫玫瑰。”
“谢谢你陪我，你必是博物院常客，去也去累了。”
“哪里会累。你要怎么去？叫街车？叫酒店的车？还是坐我的车？”她问。
“你的车，”我想都不想，“然后我请你吃晚饭。”
她微微一笑。
她开的是雪铁龙GX。这车子是怎么被她运进来的？付了若干税？我看她的侧面，旗袍的绸料薄，胸前闪着她那颗钻石的光。隐隐的，就如她本人。
车子廿五分钟就到了，她开得快，开得稳，车子庞大而灵活，我们下了车，买票。
她说：“什么都别看，咱们先看宋瓷。”
我说我不懂宋瓷，唐瓷，任河瓷。
她问：“看铜器？甲骨文？”
我说我也不懂。
她气了，问我：“你懂什么？”
我咧齿笑，我说：“法国印象派。”
“你是洋人，我们瞧清明上河图去，若那个也不懂，挑个高楼，跳下来算了，也别活了。”
其实我略懂一点，跟她走了几步，就令她转怒为喜了。
这是个好地方，除了卢浮官，我走遍博物馆，也就这一座了。然而法国人的东西，哪来得本国的亲切。这么多人“外国月亮”！我还是故宫月明。我是不进步的人。
我们瞪着郎世宁的孔雀图有十五分钟之久。我喃喃的说：“明天再来。”
她咧嘴笑，“说起这郎世宁，我闹了个笑话。第一次来，那时很小，什么都不懂，看了这画，就大声说：“咦，这幅有透视，是跟洋人学的。”旁边有位老先生冷冷的说：“他根本是洋人。”你说多尴尬。”
我故意问：“他是洋人吗？”
“是呀，意大利人呀——”後来知道我作弄她，不晌了，气了很久。“你怎么会不懂？”
这人。
千变万化的，夜间看是一个样子，白天看是一个样子，黄昏如何？黄昏如何？
出来的时候，正是黄昏。
她说：“我的钱，都是自己赚的，我爱享受，赚多少用多少。我没有一个有钱的父亲。”
黄昏，我们坐在植物公园。
左边是睡莲，浮在水面，粉红，深深浅浅的粉红。右边是荷，亭亭玉立，田田有姿，随风微微扬着，数不尽的，一望无际的。
多少来台北的男人到过这里？
她的旗袍有些儿绉了，人也有点疲倦了。
“谢谢你带我来这里。”
“我自己根本想来。”她说。
“肚子饿了？”我问。
“你呢？”
“吃得下整间圆山。”
她笑，“让我换件衣服。”
好。我们开车回酒店，原来她也住酒店，方便工作。
我并没有换西装，还是普通的衣服。
她穿得真得体，一套丝的长袍加外衣。
她喜欢丝。
拉门小厮见我与经理同行，殷勤得要命。
“为什么选台北上作？”我问。
“这里人朴实可爱，我参欢台北，这世界我哪里没去过？非洲也去了，在摩洛哥耽了三个礼拜！还是台北好，是住人的地方，巴黎东京耽久了会疯的。”
我问：“你没有结婚吧？”
“连男朋友都没有。”她带个嘲弄的笑。
我为什么问？我自己是个有妻有子的人。
我们在一家小馆子吃小菜吃面，吃得很饱很满意，随后便在街上散步。
夜后的台北倒是很阴凉，街上黯黯的，合情人散步，治安又好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这里像世外桃源，虽说台湾的女孩子土土的，如此不是也碰到一个出色的？
可惜。
我是
一个已婚男人。
我如果没有结婚，未必会娶这个叫玫瑰的女子，也许两个人在一起几年，就分开了，也许。婚姻是奇怪的，婚姻是个不可预测的！婚姻不过是那回事，婚姻不是自由的，可以想像的，婚姻是注定的。
此刻我跟她在一起，有一种第一次与女朋友上街的味道，手还没拉过。有一阵子在伦敦，那生活是荒谬的，读得无聊了，就到处去找外国女孩子，在俱乐部、跳舞厅、酒吧，都是美丽的、冶艳的，比外国女明星还标致的。要玩，容易，要玩得干净，却不简单，我当时那个金发女郎，比任何洋女人好看，然而还是甩掉了，老婆是老婆，祖宗三代都是有名有姓，决不允许我做无稽之事，我也不会对这种事有兴趣。
妻子是出色的名门闺秀。
妻是无懈可击的，故此我一直做着好丈夫。我不是好男人！只是没机会做坏男人。
如今我碰见了这个女人，受的是洋人的教育，却在台北这样的一个地方做事，中西合璧得这样美丽巧致，我不知道她是否一个可碰的女人，然而我不想碰她，找个把女人上床还不容易，何必找她？
我深深的叹着气。
她怎么想呢？
我在房间收拾文件，公干完了，但如果我要多留几天，决不会有人阻挡我。我渴望可和玫瑰再跳一次舞，再逛一次植物公园。然而却在饭店碰到了一大班香港生意人。
他们去舞厅，我不要去，硬拖了去，一直想溜，不准溜，只好吃闷酒，他们找个小姐缠住我，而那个女孩子倒也楚楚动人。他们说：“小陆不知道什么意思仿佛独自清高，出污泥而不染。见鬼，大家在香港有生意的时候就称兄道弟了，你给我们坐着！”
我出去打电话找玫瑰，他们说她下班了。
我说：“接到她房去，只说我姓陆，她会听的。”
接线生犹豫了一刻，还是接通了。
“玫瑰？玫瑰？”我焦急的问。
“陆先生，很晚了，什么事？”
我傻里傻气的说：“没什么，听听你的声音，听到你声音很开心。今天又没见到你。”
她不晌，大概是在微笑。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对账，一大叠账簿。”
“你难道是不结交男朋友的了？”我忽然问。
“你不是我男朋友？”她也忽然花巧了一句。
我说：“此刻你男朋友正在舞厅，闷了个半死。”
“别的男人说这话，我不相信，你说这话，我倒相信。”
我奇道：“你倒跟我妻子一般相信我。”
“你结了婚的人，就不该到处走了。”她说。
“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，是不是？”
“登记册上！护照上写得明明白白，怎么会不知道！”
“啊，这样危险人物，你还跟我出去？这可不是疯了？”我笑。
“你还是在舞厅多多享受吧，我那些帐不赶出来，就糟糕了。”
“是，玫瑰，多谢陪我这无聊的人说话。”
“别客气。”
我们挂了电话。
那班香港男人瞪着我。好笑，我也是香港男人呢，我到桌子旁又喝了点酒，身边的小姐默默的微笑。她也有她的故事吧，误堕风尘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，只除了我，我的缺点是老子太有钱了，简直创造不出故事来，所以尽可能缠着玫瑰，以便年老的时候，可以有一段往事，可以回味的。
喝完了酒我要走。
他们硬要我送身边的小姐回家，我想不答应的话，简直没完没了，索性答应了。她的家住在什么巷什么弄，不是好地方，倒是十二分清静，日式的矮房，我送她到门口，她捏着手皮包，有点不好意思！我可是真把她送回去了。
我从口袋里摸出廿块美金，打开她的手袋，放了进去，我说：“你不收，就是生气了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没道理白陪我。”
她忽然咪咪的笑了，“陆太太真是位幸福的太太。”她说。
我也笑，坐原来的车子回酒店。陆太太之有资格做太太，是因为她明白我。
回到饭店，我去敲副总经理的房门。
玫瑰来开门，身上一件丝的和服，七彩斑斓，几千几万种花样，松松的，以一条腰带扎在腰上。见到我，她没有诧异，读过书的女人是不同的。
我没有招呼她，我静静的坐在她的椅子上。
她看着我，不说什么，坐在地上。
我看看她很久很久，她的五官，她的头发，她的身裁，她的姿态，很久很久。
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做，后来看得够了，把她的模样刻进心里去了，觉得一辈子也忘不了，我就站起来，回自己的房间。
奇怪，躺在床上，居然心安理得，一点难受也没有，就痛痛快快的睡看了，像个孩子似的。
第二天起来，我整理好所有的行李，回香港。电话订了班机，我叫待役来拿行李。
玫瑰却在楼下大堂等我，丝衬衫，白裤子，指挥侍者把我的行李搬上她的车子！看样子，她打算亲自送我到机场了。这个人，这个不可多得的人。
我上了她的车，在车子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脸上的表情是隐约的，看不清楚的，我默默的叹口气。
到了机场，她把我送进闸口，她把一切都照顾得如此完美，多么能干的女人，从头到尾！她没说过一句话。
到最後，我轻轻的移过她的肩膀！我轻轻的抱住了她。
她让我抱着她一会儿，然後我们松开了。
她的身体柔软，一如我们跳舞的那一夜。
我发觉她在微笑，一个憔悴而完美的微笑，她的憔悴全回来了，如我第一次见她，她在饭厅独自吃饭一般。
我没有说再见。
我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妻，我简单的说：“飞机最多两小时就到。”
然后她走了。
以后我来台北，总还可以见到她吧？有这么一个开始，谁会晓得以後的事呢？然而我是一个奇怪的男人，我想我是不会再来找她了。
（找个把女人上床还不容易，何苦这样。）
在飞机上我闭着眼睛睡觉，空中小姐说我的公事包漂亮，是啊，纯鳄鱼皮的薄夹子，七百六十多镑，伦敦邦街买的。
到了机场，只有司机来接，老王是看着我长大的。
我皱眉头，“太太呢？”
“太太说热，不出来了！”他笑嘻嘻的，“我来也一样啦，少爷。”
我不响，坐上车子。
老王笑问：“少爷有没有艳遇？”
我不出声。
“少爷出门，连牛肉干也不带一包来给我们下人，少爷最规矩，说公干，就公干，其他什么都不理，少奶奶什么都不必操心。”
老王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。
她叫玫瑰，
她叫玫瑰。
……玫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