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公从铁路局退休后，原本居住在涪江另一岸，一个叫渔建坝的村子里，后来舅舅在镇中心买了房子，自己又远在外地工作，外公和外婆就搬到镇上去居住了。
我转学回去后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，在镇小学念书。也不知是真的因为小镇的教学质量好，还是因为外公管得严，我也用心很多，我的成绩果然比待在父母身边有了提高，每次考试总能在全年级处在拔尖的位置。
唯一不好的就是学校离外公家过远，重庆本就是山城，所以我天天都得先下一个坡，再过一座桥，再上一个长长的坡才能到，前前后后要走近二十分钟。重庆又是雾都，冬日里放学天色已黄昏，走回家天已黑，而清早出门天没亮不说，下雾时浓雾障眼，三步之外不可见。
我常常在信里和父母说起这个。
父母回信总说“要小心”。
远水解不了近渴。那样的叮咛也就如隔靴搔痒，并无法扑灭我心里隐隐滋生的怨恨，虽说外公外婆所给予的关心疼爱并不少，可父母怎舍得放我一个人在老家？
那时年幼，并不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，也体味不到父母心中深藏的担忧和不舍，更不懂得儿行千里，最好的孝顺就是报喜不报忧，鸿雁往来，我在心里更变本加厉地将情况夸大。
现在想来，实在不孝。但年幼无知，父母并未责怪，有时竟会麻烦回家探亲的老乡捎来问候。
因此，六年级，我在故乡和骆展阳重逢。
所谓人生四喜：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而故乡遇故知，没想到也叫人如此愉悦。
那天我们还在上数学课，班主任老师忽然到教室门口，“陈老师，打扰一下，我找陆年念。”
全班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扫过来，我顿时惶恐。
在数学老师的颔首示意下，我一步步走出教室，班主任脸上的笑容还算和谐，“刘老师！”我战战兢兢地叫。
“年念，有人来找你，在办公室等着你呢。”
有人找我？问号冒出来，谁呀？我跟着班主任走到办公室，有三个人正坐在里面的沙发上。
眼熟。我走近，“骆伯伯？”
“年念！”骆伯伯笑着站起来，我又看到骆伯母和骆展阳。
“你们……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我兴奋得蹦起来。
骆伯伯摸摸我的头，“一年多没见，想不到小丫头长这么高了。我们有事回来，你爸爸妈妈特地托我们给你带东西来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我高兴极了，父母在信中并没有提到啊。
“是啊，放在你外公家，你放学回家就能看到了。”骆伯母见我这样高兴，也堆起满面笑容。
“对！”骆伯伯接口，“我们本来直接去展阳他爷爷家的，又想着怎么也要来看看年念这个小丫头啊，看看你现在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，回家也好给你父母说说，让他们也高兴一点，放心一点！”
那一天，真是特别的高兴，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，和骆伯伯骆伯母亲热地聊天，他们向我讲起父母的牵挂，很是让我感动；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，没想到收到了来自班主任的热情夸赞，说我人聪明，学习又自觉，乖巧又听话。
只是，我与骆展阳互相只打了个招呼，其他的一句话也没说上。
不过，在那样高兴的情况下，是没有精力去遗憾的。
骆伯伯他们只待了半个小时就告辞了，我一直将他们送到学校门外的大马路上，恨不能下午就这样逃课了。
回到教室，正好是下课，同学都围上来问我班主任找我干吗。
我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爸妈叫我骆伯伯给我从家里带东西过来了。”然后就毫无意外地收到了同学又羡又嫉的眼光。
回到外公家，我迫不及待地找外公拿父母带给我的东西——一件绿白格子的棉呢外套，两件母亲亲手织的毛衣，一套围巾手套帽子。
我因此连续一周都处在兴奋状态。
要期末考试了，老师也抓得很紧。那天下午，语文老师因为评讲试卷，拖了近二十分钟的堂，恰好是我们那组留下来打扫教室，等把教室打扫干净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几个男生一溜烟跑了，剩我一个人去倒垃圾。
学校里静悄悄的，我孤零零地拎着垃圾桶下楼。
“妹妹。”
一声熟悉的叫声响起，差点吓掉我手里的垃圾桶。
“骆展阳？”我惊讶地看着站在楼梯口的人，“你……怎么在这里？”
他笑着从我手里将垃圾桶拎过去，“我们明天回家，今天爸妈说再看看你，结果被你外公外婆留下来吃饭，等很久都不见你回来，我爸叫我到学校看能不能接到你。”
“你们要走了吗？”
“嗯。”
这样说着，已经到了平常倒垃圾的地方，他把垃圾倒掉，又和我走回去。
“怎么那么快就要走啊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“我还要赶回去参加考试，寒假还要补课。”他温和地说。
“那你们……”
他笑笑，“我爷爷查出直肠癌，所以我们才回来的。现在他情况稍微稳定，又有我姑姑照顾，爸妈也就放心了。”
他说起话来像个小大人一样，淡淡然，很从容的样子。
“噢。”我不知应什么。
“喏，”他将垃圾桶递给我，“我在下面等你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我抬头看了看上面，整个教学楼只剩下我们教室还亮着灯，整幢大楼此刻犹如庞然大物，而那灯光泄露的地方就是它的眼睛，看来张牙舞爪，面目狰狞。
奇怪，过去一年多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为什么从来就没产生过这样的恐惧？
“胆小鬼，”他收回手，“我和你一起上去吧。”
“嗯。”我顿时感觉安心很多。
并肩和他上楼，忽然生出很奇妙的感觉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出生，在另一个城市认识，原本非亲非故，却又因为缘分的奇妙，在故乡重逢。
真有意思的事！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小小的心里对命运的巧妙安排生出无限敬意。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侧头问我。
“没什么，高兴嘛！”我才不会告诉他我心里正在转的念头，因为，就算用言语，也许我也没办法表达清楚。
收拾好东西，他把手递给我，“书包给我帮你拿吧。”
“不用了，”我自己背上，“你又不能天天替我背，而且也不重。”
“我倒是想啊，可惜太远了。”他开着玩笑，我们一起下楼出了校门。
“你都比我高了好多。”我偏头看他，有些不平衡，以身高而言，我在班里已经不算矮的了，但他还是高出我半头。
“你比我小嘛，”他拉拉我的书包，“还是给我背吧。”
“真的不用。”我还是拒绝，继续刚才的话题，“可是人家不是说男孩子会长得比较晚？”
“所以，我已经快半年没长高了。”他回答，也不再坚持要帮我背书包。
“那你以后会不会比我矮？”我为这个想法笑起来。
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“你想得美，你顶多长到一米六。”
“我已经一米五几了，我才十二岁而已。”我得意地宣布。
“你以后会长得很少的。”他一本正经。
我朝他扮鬼脸，“乱说，我肯定会长到一米六几的，你才不会长了呢！”
“反正我会比你高的。”他下了这个结论，顿了顿又问，“你还习惯吗？重庆的冬天比家那边冷好多。”
“是啊，夏天也热好多。”我伸出手给他看，“你瞧，我的手都冷得长冻疮了，痒痒的，又红又紫，肿得像个馒头。”
两边铺子和街灯的光芒映照下，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的手，皱着眉问：“这么严重？”
“还好啦！我有个同学因为把冻疮抓破，还化脓了，我这个只是有点肿而已。”
“只是有点肿？”他似乎感到好笑一般地重复。
“是嘛。”我不以为意，“外公告诉我，只要天天拿热水泡手和脚，痒痒的时候不要去抓它就不会有事了，天气热自己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“你的脚上也有？”骆展阳的目光落到我脚上。
我立刻觉得长在脚后跟处的冻疮有点痒。我呵呵笑，“不止呢，我耳朵上也有。”
想想，那个时候也真的挺好笑，我竟然把这个当成可炫耀的事拿出来说，还说得那么得意。
“那你没有擦药？”
“我天天都拿热水泡了的。”
他皱着眉训斥我：“都肿得跟馒头一样你还不买药擦，要等到烂掉了才舒服啊！你父母不在身边你应该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“我……”我有点委屈地撇嘴，完全是满腔得意被人泼了冷水，我有些气闷地回道，“是外公那么说的，我的手也没烂掉啊！”
“烂了你就高兴了是吧？”
正巧路过一家小诊所，他拉着我的胳臂就走了进去，只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在看病历，里面一个病人都没有。
“请问有治冻疮的药吗？”他问，不顾我的挣扎。
“有啊，要哪种？”白大褂抬头问。
“有哪几种？”骆展阳抓起我的馒头手递给白大褂看。
白大褂看起来似乎吓了一跳，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，“这么严重了？”他从玻璃柜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瓶子，“擦这个吧，绿药膏，专门治疗冻疮的，好得快。”
骆展阳拿起来看了看，“这点儿够用吗？”
“那你多买一瓶嘛，不过一般一瓶就够了。”故乡的人总的说来还是很朴实的，并不会趁机敲诈。
不过尽管这样，还是有人会自愿上当，“那拿两瓶给我，多少钱？”
“这药膏比较贵，一共八块。”好像害怕骆展阳后悔一样，白大褂迅速包好了药，递给骆展阳。
骆展阳掏出钱来。
“喂！好贵的，不要了！”我扯骆展阳的袖子。我知道那时父母每个月交给外公的我的生活费才六十元，八块钱是很巨大的一个数字，我偷偷心算，够我四天的饭钱了。
“等你手烂了再来看病更贵。”他不理会我，付了钱将药塞给我，“自己记得擦。”
“谢谢！”我感动得声如蚊蚋。
“走吧。”他领我出门。
“学习忙吗？”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他问我。
“还可以，没什么变化。”
他问我：“毕业之后你要在哪里念初中？”
“不知道啊，要看我爸妈怎么说。”我把手放进口袋，重庆的冬天的确比小城的冬天冷多了，“你呢？你念初三了吧？”
“是啊，还有一个学期就考高中了。寒假还要补课，我现在可比你紧张多了。如果不是爷爷生病，我也不会回来。”
“那不会耽误学习吗？”
“也没办法啊，我是爷爷带大的，所以一定要回来看看。”
我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和陆元谁的成绩好？”
他看看我，“陆元。”
我不是很服气，“不过他人没你好，嘴又坏！”
他笑起来，“陆元其实只是喜欢开玩笑，人倒没什么的。不过他现在可比我长得高些了。”
听到陆元比他还高，我更不服气了，“不怕啦！你以后一定比他高。”
“你刚刚才说我不会再高的了。”他指出。
“呵呵，我乱说的。”有陆元这个敌人在，我自然是联合骆展阳一致对外的。
他也不计较，“我还是觉得你回家待在父母身边念书会好些。”
“嗯，”我点头，“那你回去帮我给我妈妈说说嘛。”
“小丫头！”他轻轻弹了我的额头一下。
我躲了一下，“你的手好凉！要不要手套？”
“不要，我又不冷。”
“不冷手怎么会凉？”我咕哝道。
“反正也到了。”说着已经到了外公家的院子外，他摸摸我的头顶，“妹妹，你要好好学习。”